摘要:在中國古代文體譜系里，由于民歌帶有較強的民間色彩，所以長期被正統(tǒng)文人輕視和排斥，處于極為邊緣的地位。對于民歌整理研究前代學者已做過大量工作，尤其到了清代，編輯民歌專集已蔚然成風。但中國民歌“浩如煙海，終身難望窺其涯岸”，所以中國古代民歌的整理研究任重而道遠。相對于中國古代文人雅士詩歌私情言說的缺席，中國古代民歌中卻有著豐富多彩的“私情譜”。以“私情譜”文學為考，可以在更為寬廣的文化視野下對中國古代民歌進行解注，發(fā)掘中國古代中下層社會民眾的行為風尚、人性解放等文學主題，并以此進一步推動古代民歌整理與歸檔工作。

　　關鍵詞:中國古代民歌；私情譜文學；“私情言說”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項目“中國歷代民歌整理與研究”(09JZD20012)

　　作為民間文學一種重要的文體樣式，中國古代民歌有著悠久的發(fā)展歷史和豐厚的文化意蘊。中國古代很多文體的名稱與創(chuàng)作并不是同步的，往往是先有創(chuàng)作之實，再有文體之名，中國古代民歌亦是如此，其文體名稱遠遠滯后于創(chuàng)作實際，名實相應更為晚近。著名學者黃侃曾說：“詳夫文體多名，難可拘滯，有沿古以為號，有隨宜以立稱，有因舊名而質與古異，有創(chuàng)新號而實與古同，此唯推跡其本原，診求其旨趣，然后不為名實玄紐所惑，而收以簡馭繁之功。”中國古代民歌在發(fā)展演變過程中也被冠以許多文體名稱，如時調、俗曲、小曲、俚曲等。不可否認，這些名稱的文體意義有著或多或少的差別，但藝術實質則大致相同。朱自清認為民歌“似乎是英文folk-song或peoples song的譯名。這兩個名字的含義，與我們現(xiàn)在所用歌謠之稱最相切合”。所謂“民”，即Frank Kidson在《英國民歌論》中所界定的“指不大受著文雅階層的社會層而言”。盡管學界對廣泛使用的民歌這個文體名稱還有爭議，但以此來指稱中國古代民間廣泛流行的民間歌謠，庶幾可起到黃侃先生所說的“以簡馭繁之功”。

　　錢鐘書先生曾指出:“吾國文學，橫則嚴分體制，縱則細別品類，體制定其得失，品類辨其尊卑，二事各不相蒙。”在中國古代的文體譜系里，文體之間的確存在著尊卑等級之分。盡管“韻文之興，當以民間歌謠為最先”，“歌謠總是詩的前驅”，但由于其帶有較強的民間色彩，所以長期被正統(tǒng)文人輕視和排斥，在文體等級秩序中處于極為邊緣的地位。胡懷琛曾說：“在中國的舊文學界里，大家都不承認民歌有價值，不承認民歌是詩的一種，卻不知他們所謂詩，都是從民歌里來的。”所謂“都不承認民歌有價值”，未免有些絕對。前代學者對民歌的價值也有所認識，曾經(jīng)做過一定的搜集整理工作，如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明代馮夢龍《掛枝兒》《山歌》等。尤其是到了清代，編輯民歌專集已蔚然成風。劉復、李家瑞編寫的《中國俗曲總目稿》所收俗曲達六千多種，皆為單刊小冊，但鄭振鐸認為“還不過存十一于千百而已”。鄭振鐸也曾“搜集各地單刊歌曲近一萬二千余種，也僅僅只是一斑”，因此他不禁感慨道，“誠然是浩如煙海，終身難望窺其涯岸”?？梢姡袊糯窀璧恼砗脱芯可杏性S多亟待深化與拓展的工作，任重而道遠。

　　“在一切民族的歌謠里，在數(shù)量上占最多的歌謠是關于愛情的歌謠。它們的題目永遠是一樣的，但是色調上的變化卻是難以數(shù)計。”中國古代民歌中也有著豐富多彩的私情言說，即馮夢龍在《山歌》序中所說的“私情譜”。因此，本文就以“私情譜”文學及其文化意蘊為中心，力求在更為寬廣的文化視野下對中國古代民歌進行探討。

　　一、古代文人雅士詩歌中“私情言說”的缺席

　　靄理士認為：“戀愛這個現(xiàn)象，若當作性關系的精神的方面看，實際上等于生命，就是生命，至少是生命的姿態(tài)，要是沒有了它，至少就我們目前的立場說，生命就要銷歇。”愛情同親情、友情一樣，都是走向完善人格、豐富靈魂的人生實踐。但是“吾國文學，自來以禮法顧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間關系”，因此，在中國古代文人雅士的詩歌園地中，相對于友情詩的眾多愛情詩卻是極為貧乏的。不同于友情詩多用第一人稱、主體化的手法，愛情詩則以第三人稱、客體化的作品居多。愛情詩之所以多采取這種手法，是“因為愛情與私情是在與作者的情感完全分離的層次上被抒寫出來”，“不管它表現(xiàn)男女之情如何纏綿悱惻，就幾乎不意味著埋沒作者的士人的主體性”。這也反映了作者潛在的男權心理，即在傳統(tǒng)男尊女卑的社會里，他們并沒有將愛戀的女性視為同等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