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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軸心突破”與悖論中的超越——從中西比較的視角看中世紀知識階層與儀式音樂實踐的關系

作者:伍維曦   來源 :中小學音樂教育網   發(fā)布時間:2018-11-05   點擊:

  [111] 現代譯譜及歌詞漢譯見于: W. Apel & A.T. Davison(ed.): A History Anthology of Mus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13;尤德金:《歐洲中世紀音樂》,239-240頁。

  [112] LU(English edition), 1961, p.25,現代譯譜引自:W. Apel & A.T. Davison(ed.), 1950,p.13

  [113] 除去這個出自提奧圖洛之手的比較著名的例證外,普羅蘇拉式附加填詞和處理詞曲關系的手法是極為豐富和變化多端的,尤其是因歌詞文本的變化導致原來素歌曲調的調整,充分體現了教士音樂實踐的特性。參見:Richard Hoppin: Medieval Music, Norton,1978, pp.149-152;尤德金:《歐洲中世紀音樂》,240-242頁。

  [114] 有關卡洛林時期附加性樂曲中所包含的體現“逆向軸心突破”特質的人類學意涵,請參見筆者對于提奧圖洛的同時代人諾特克·巴布魯斯的繼敘詠《一架梯子搭上天空》的分析,見:伍維曦:“卡洛林文藝復興與中世紀‘文人音樂’的淵源:兼及中世紀音樂史 的性質”,《音樂探索》2017年1期。

  [115] 我們可以發(fā)現:中國在漢末至隋唐的四百年間,就社會動蕩和政治分裂、外族與外來宗教的入侵、城市的衰敗和經濟水平的下降(尤其是在黃河流域)等方面,都與西歐中世紀十分相似,但唯獨從漢代出現的文本化文學創(chuàng)作方式與文學家的自我意識不僅沒有喪失,反而在此期間有了長足的發(fā)展。正是從魏文帝曹丕的《典論·論文》開始,中國古典文學拜托了對經學的依賴,出現了獨立的文藝理論著作,南朝的文藝理論和宮廷文學都極其發(fā)達,經過漢魏六朝的文學實踐,文學文本的寫作已經成為士人社會身份建構和社會地位提升的重要前提(尤其是其后的隋唐兩代以詩賦科舉取士,文學才華更成為寒門庶族致身通現的重要手段)。可以說,社會動亂絲毫沒有影響到“軸心突破”之后中國文化在質與量上的進步,從士人中出現了一個有著明確自我意識的“文人”群體。而中世紀初期由于文明的退化,本來在古典時期已經出現的“文人”階層卻消失了,具有自覺意識的文學實踐不僅不能在知識階層的思想文化創(chuàng)造中擁有獨立的地位,就連知識階層的活動也傾向于“軸心突破”之前的神王祭司,一旦脫離了具有通靈性質的宗教儀式和各種“怪力亂神”,天主教教士的社會領袖地位就不復存在。本來與知識階層的智力活動無關的各種宗教儀式及其音樂實踐卻成為其進行古代學術思想的傳述和各種精神產品創(chuàng)造的前提。

  [116] 在較為“正常的”沒有出現“逆向軸心突破”的文化系統(tǒng)中,以一般大眾為服務對象的宗教祭祀和民間崇拜在“前現代”社會仍然是十分普遍的(例如20世紀之前的中國和19世紀之前的已經歷“二次超越”后的歐洲),但從事這種儀式活動的人通常與知識階層保持著一定距離(如中國古代的道士和地位較低的佛教僧侶——而較高級的佛教哲學家和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詩僧”尚不在此列;歐洲自宗教改革運動之后日漸與新興的知識分子相分離的專業(yè)神職人員)。

  [117] 拉丁文的書寫體系和文本制作在中世紀繼續(xù)發(fā)展著,在卡洛林時代,修道院成為文本制作、抄寫、傳播的主要中心(修道士中涌現出了大量熟練的書手,并且發(fā)明了小寫字母)。12世紀之后,隨著造紙術的傳入和拜占庭-阿拉伯保存的古代遺產的回流,教士的文化水平有了巨大提升;中世紀大學和哥特式藝術也在這一時期出現。歷史學家們普遍將“12世紀文藝復興”作為中世紀精神文化與智力活動的高峰。

  [118] 書寫作為一種制作文本的實用技能在中國最終發(fā)展成為士人的一種專屬藝術,與中世紀天主教士將儀式音樂實踐中的技能最終發(fā)展為多聲部作曲藝術,實在有許多相近之處。而且二者均為各自的文化語境中所獨有的現象,便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而書法作為一個獨立的藝術門類的形成與中國古典詩體(五言詩)的產生和古琴作為士人藝術的出現均是在漢末-魏晉-南朝的世家大族的手中,從某種意義上,是漢魏六朝貴族化的士族不再像兩漢士人那樣專注于經學,而通過學術研究的衍生物(這三種藝術均與士人的文本制作有密切的關系)來確立自身社會身份的一種表現。

  [119] 從西方記譜法的發(fā)展來看,樂譜完全是在教會音樂實踐中教士的發(fā)明,與民間世俗音樂毫無關聯(lián),從卡洛林文藝復興時期(9世紀)的音樂理論文獻中就開始出現各種不同形式的具有記譜意義的符號,而樂譜從11世紀開始被廣泛用于實踐性圣詠曲集的抄寫。而在古代中國,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集》在文學史和音樂史上是相當奇特的孤例;而且它的存世,可能暗示著其制作者的士人身份在一定程度上的消失與淡漠,因而不具有典型性。中國古代的各種記譜,除了古琴譜外,無一是由士人階層發(fā)明的,也從來沒有成為精確記寫音響的表記系統(tǒng),更沒有成為像文字那樣指導音樂制作的邏輯形式。在從《漢書》至《清史稿》的歷代正史“樂志”中,沒有出現一個樂譜記號。

  [120] 在中世紀之后的西方歷史上,兩種實踐關系最密切的時代(甚至有再度結合的傾向)恰恰是在精神氣質上與中世紀最接近的19世紀-浪漫主義時期。浪漫主義的精神之父,正是啟蒙思想家中最具有“反啟蒙”傾向、強烈質疑文明與進步之正當性的讓-雅克·盧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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