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在座的同行們內心中是否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在中國，從事西方音樂的教學和研究，似乎總是讓人有點“心神不寧”。至少我個人總有這樣一種感覺。

究其緣由，大概有這樣幾個方面的客觀原因。

其一，西方音樂在中國的環(huán)境中作為某種“他者”，其文化身份屬于“異己”。因而從事這種“他者”或“異己”的教學和研究，在“名分”上總有些疑問。上世紀末，在音樂學術界一場有關20世紀中國音樂發(fā)展道路的爭論中，曾有學者認為，中國音樂在20世紀的發(fā)展過程中受到了諸多“西方音樂”的“不良污染”，中國音樂因為受到西方音樂的強烈影響而“喪失了本位”。[2]我們在此不妨暫且“懸置”對上述觀點的對錯爭論。但這種觀點確實引發(fā)了激烈討論，這個事實從某個角度再次證明，西方音樂在中國文化環(huán)境中的明晰定位，以及這種音樂在中國音樂發(fā)展中所起的作用，長期以來一直是困擾中國音樂界的一大疑難。這必然會產生連帶效應，令人對西方音樂的教學和研究在中國音樂生活中的作用和定位產生疑問。

其二，“原創(chuàng)性”問題一直是困擾國內這個學科的令人頭痛的難題。西方音樂既然屬于“他者”，那么顯而易見，“原創(chuàng)”就有相當大的難度。就這一點而言，相比起從事中國音樂研究和教學的音樂學同行而言，西方音樂研究和教學的從業(yè)者天然處于劣勢。當然，這個難題同樣也是中國的西方哲學、西方歷史和西方文學等學科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文史哲等具備更雄厚學術實力的人文學科子學科或許在這方面解決得比我們好。例如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與教學，業(yè)已達到相當深度而且對整體的中國哲學學科建構產生了深遠影響。究竟如何面對這個難題，我個人覺得目前還沒有十分成熟的答案?；蛟S需要我們幾代學者的努力后方才可能有比較明晰的回答。本次會議中如蔡良玉老師倡議關注中西音樂比較的課題，以及諸多學者呼吁關注西方音樂總體文化特征的研究等等，應該說都是十分積極的建議。幾年前，曾經從事過西方音樂研究與教學隨后又投身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學者周凱模，以其不同于常人的眼光深刻地發(fā)問“中國人如何研究西方人的音樂歷史”，對我們直面“原創(chuàng)性”問題很有參考價值。[3]前不久，閑來翻書，碰巧讀到對中國唐詩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的美國著名文學史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一段話，似可以引錄在此，作為我們當下話題的某種參照。這位以研究“他者”詩歌文化傳統(tǒng)為己任的西方學者以謙虛謹慎但又不卑不亢的口吻這樣寫道，“在學習和感受中國語言方面，中國文學的西方學者無論下多大工夫，也無法與最優(yōu)秀的中國學者相并肩；我們惟一能夠奉獻給中國同事的是：我們處于（中國）學術傳統(tǒng)之外的位置，以及我們從不同角度觀察文學的能力?！盵4]同理，中國的西方音樂學者的“原創(chuàng)性”可能最終也來自于我們作為東方學者的獨特位置和視角。宇文所安作為一個具有豐富想象力和敏銳感受力的來自西方的文學史學者，對中國的古典詩歌藝術進行了極富原創(chuàng)性的解讀和分析，這個成就本身也許就具有某種示范和啟發(fā)意義。（當然，比較極端的態(tài)度可以是虛無主義的回答，即，既然中國的西方音樂研究與教學很難有原創(chuàng)性，就干脆不必發(fā)展這個學科。我們可以將更多的智力、精力、人力和財力投向更有原創(chuàng)性的學科，例如中國音樂史或中國傳統(tǒng)音樂理論的研究。但問題的關鍵卻在于，目前中國的文化現(xiàn)實其實已經不允許我們這樣做。正如目前中國的文化建構中已經不可能沒有西方哲學和西方文學的因子和影響，在當前以及在可以預計的未來的中國音樂生態(tài)環(huán)境中，實際上根本不能想象沒有西方音樂的元素和成份。只需看看我國當前音樂會的節(jié)目構成以及音樂院校系科中的教學內容，這個判斷可以說就不證自明。當然，這并不是說中國當前的這種音樂生態(tài)就是合理的和健康的，而是意味著理論學科負有不可推卸的文化責任，應對中國音樂生活中所存在的西方音樂的元素與成份的歷史、性質以及西方音樂對于中國文化的意義進行深入透徹的說明和解釋。我常常暗自猜想，西方音樂教學和研究在中國當前的文化情勢下，其必要性和重要意義可能主要來自這一層面。不過，這似乎是另外一個話題，在此不做更多的展開。）

其三，西方音樂的對象和范圍非常龐大而復雜。這其中包含汗牛充棟的作家作品，悠遠漫長的歷史跨度，以及幅員遼闊的空間范圍。在這一點上，西方音樂的范圍之廣和涉獵之寬甚至超過一般的文史哲學科。一個簡單的原因是，文史哲學科由于語言文字的自然屏障，一般總是以民族國家為范圍界限，如德國哲學、法國歷史或英國（英語）文學，等等。而由于音樂語言本身天然的跨民族和超國度特性，在西方這個文化體中所產生的藝術音樂卻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文化的整體。這就帶來了教學和研究中一個非常麻煩的問題，即很難對其全面把握，同時也對西方音樂的中國學者提出了令人生畏的挑戰(zhàn)。

可能還存在其他的客觀原因以及某些主觀能力上的限制。正因如此，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中國從事西方音樂教學和研究的學者們一直在進行學科的回顧、定位和反思。[5]這種反思和定位一方面反映了學科的自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學者們的困惑。與此同時，隨著國內高等音樂教育在數(shù)量規(guī)模上的擴展和內涵質量上的提升，西方音樂史學科以及與之緊密相關的音樂作品研究（音樂分析）學科近來已經在教學層面得到很大發(fā)展。這其中包括開設面向所有音樂專業(yè)學生的西方音樂史（以及音樂欣賞課）共同課和作品分析基礎課，開設音樂學專業(yè)的西方音樂史本科專業(yè)課，以及培養(yǎng)西方音樂研究方向的碩士生和博士生，等等。教學上的擴展、學科的建設、相關出版物的增加以及音樂生活中西方音樂因素的進一步豐富（音樂會的增加、CD唱片和DVD音樂影碟的普及、互聯(lián)網資訊的便利）等等都給我國高等音樂院校中西方音樂的教學提出了新的課題和要求。

筆者自己也一直不斷地進行著學科理論層面的反思和具體實踐層面的嘗試。從早先強調知識和學科自身的“自立”和“自足”，[6]從原來強調求知和理解是學科的唯一目標和終極目的，[7]一直到近年來筆者有意通過對具體作品和音樂會的批評性解讀主動介入音樂生活和音樂實踐，試圖讓學者的聲音能夠更加直接地面向更廣大的音樂界、知識界和文化界讀者群，[8]似乎我自己的立場也逐漸在發(fā)生轉變――在前不久召開的2004’上海“音樂學學科回顧與展望”研討會（2004年10月25日－27日在上海音樂學院舉行）中，我作了題為“中國語境中的西方音樂研究”的發(fā)言，呼吁應在西方音樂學科建設中注意關照中國本土的文化上下文。在該發(fā)言中，我談到，學者在研究的方向和課題的選擇上應該建立三個等級的大局意識，即公共關懷意識、學科建設意識和研究問題意識。研究者應具有公共關懷和人文情懷，并盡力發(fā)揮音樂學的文化作用和社會功能。音樂學知識也應更進一步地進入公眾意識和社會音樂生活。具體到西方音樂的研究和教學領域，我認為，中國學者研究西方音樂應該具有中國的立場和當下的關懷，呼吁帶著中國自身的問題進入西方音樂研究，明確所從事的課題研究對于中國當下和未來的音樂狀況要有更多的針對性和指向性。就目前我國的西方音樂教學現(xiàn)狀而言，我提出希望加強該領域中研究選題（特別是研究生的學位論文）的理論深度和思想文化維度，鼓勵大力引入西學的理論成果，鼓勵對有重大意義的名家名作進行深度解讀，并從中國的文化語境出發(fā)，對西方音樂作品進行富有時代感的、帶有獨特中國角度的結構分析和意義解釋?？傊?，我希望西方音樂的教學和研究應更多介入中國當下的音樂生活，尋求學科更多的社會作用，發(fā)揮知識更大的文化功能，倡導音樂學識的人文輻射。舉一個近在手邊的例子。每當我在音樂會上讀到或者在電視上看到無關痛癢、乏善可陳的樂曲解說（多半是針對西方音樂經典作品）時，我總是痛苦地感到真正意義上的音樂學的缺席（更為遺憾的是，目前很多音樂會節(jié)目單甚至根本就沒有像樣的樂曲節(jié)目說明和介紹）。這個司空見慣的細節(jié)從一個側面說明，在中國的音樂生活中，音樂學術所代表的音樂本應具有的文化／歷史意識仍嫌滯后乃至欠缺。

幾年前，我閱讀了剛剛出版不久的復旦大學著名學者陳思和教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9]一書。此書前言中有關中國當代文學史這門學科的教學現(xiàn)狀的一席話對我有所觸動，令我直接聯(lián)想到自己學科的教學狀況。這里不妨介紹陳思和教授的中心觀點，以期在我國從事西方音樂教學和研究的同行中引起更進一步的討論和思考。雖然中國當代文學史和西方音樂（史）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學科，但陳思和的觀點和設想也許對我們或多或少具有參照和啟發(fā)作用。

陳思和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史教學要面對三種不同的對象和層面：“1.全日制高校中文專業(yè)的大專生、非中文專業(yè)的本科學生和成人教育的中文專業(yè)學生（包括本科生）；2.全日制高校中文專業(yè)的本科生；3.全日制高校中國現(xiàn)代文學專業(yè)的研究生（包括碩士生和博士生）?！盵10]請注意，陳思和所提到的三種不同層次的教學對象似乎剛好也對應于目前國內西方音樂史這門學科的教學對象。即，一是作為西方音樂史共同課教學對象的音樂院校和系科的非音樂學專業(yè)學生（作曲、表演和音樂教育學生）；二是作為西方音樂史專業(yè)課教學對象的音樂學專業(yè)本科生；三是西方音樂史方向的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陳思和認為，“無論在教學要求、教學條件和培養(yǎng)目標上，這三個層次之間都存在著很大的差別。這就要求我們從事這門學科教學的教育工作者應分清自己的教學對象，針對不同對象的具體要求和具體條件，設定這門學科的教學要求和方法?！盵11]“具體地說，在對全日制中文專業(yè)的大專生、非中文專業(yè)的大學生和成人教育的中文專業(yè)學生（包括本科生）的教學中，可以突出對文學作品的閱讀講解，讓學習者充分感受到現(xiàn)代漢語文學創(chuàng)作的魅力所在，從審美欣賞的層面上領悟現(xiàn)當代文學的存在價值。熟讀作品，理解作家，能夠如數(shù)家珍地舉出上百篇現(xiàn)當代作家的作品，初步了解一些文學史知識，應該說就已經達到教學的要求。對于全日制高等院校的中文專業(yè)的本科學生來說，光讀作品當然是不夠的，還需要掌握這百年來整個文學發(fā)展的過程及其經驗教訓，掌握中國知識分子的整個追求、奮斗和反思的大致歷程，雖然不需要很深入地思考這些問題，但應該對此有所了解和感悟。而在精神層面上的學習、感受、探討，對現(xiàn)代知識分子人文傳統(tǒng)的繼往開來，薪盡火傳，則可以作為中文專業(yè)的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專業(yè)學習的同時深入思考的問題。”[12]

上述觀點雖然不能完全照搬，但確實可以從陳思和提供的角度重新思考我國西方音樂史教學的定位和策略。不妨對陳思和為文學史專業(yè)所設定的對象和目標作些調整以適合西方音樂在中國的教學對象與目標。（筆者在下面對陳思和的原來文字進行了“抄襲”式的“改寫”，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只需將原文中的“文學”一詞更換成“音樂”，陳思和的觀點就幾乎可以通行無阻地用于西方音樂史教學――這再次說明，歸根到底，西方音樂史和文學史均歸屬于人文學科，因而和文學史面臨同樣的學術／教學問題）。

借用陳思和的思路和表述――具體地說，在針對音樂學專業(yè)本科生的西方音樂教學中，可以突出對音樂作品的感受、了解、分析和解讀，讓學習者充分感受到音樂藝術杰作的魅力所在，從審美欣賞的層面上領悟音樂藝術的存在價值。熟悉作品，理解作家，能夠如數(shù)家珍地舉出上百（幾百）部（首）音樂名家名作，初步了解一些音樂史知識，應該說就已經達到教學的要求。在本科生這個層面，我甚至建議，一切有關西方音樂的課程（包括史論課和技術理論課）都應緊緊圍繞“音樂作品”這個最重要的中心。特別提請注意的是，在學習作品的過程中，陳思和強調的是對藝術作品的“審美欣賞”――即某種看似直覺、其實包含深厚儲備的藝術敏感性和鑒賞力的培養(yǎng)。在這方面，我們必須承認，某些不識樂譜的樂迷聆聽作品的廣度和投入作品的強度甚至要超過我們的音樂學專業(yè)學生。與之相關，我們可以很認真地反思一下，目前的本科教學內容和訓練是否有助于提升本科生的審美鑒賞力和判斷力。

不妨繼續(xù)借用陳思和的觀點。對于高等院校音樂學專業(yè)的西方音樂方向的碩士生來說，光鑒賞作品當然是不夠的，還需要掌握整個西方音樂歷史發(fā)展的過程及其內涵、成就、經驗甚至教訓，掌握西方音樂家的人文訴求、音樂思維和精神成長的大致歷程，可以不需要很深入地思考這些問題，但應該對此有所了解和感悟。或許可以在此對陳思和的思想加上一些補充。對于中國的西方音樂方向碩士生而言，似乎還應在逐漸養(yǎng)成良好的學術習慣和行文規(guī)范的基礎上，對本學科的學術問題和學科方向產生一定的主動關懷，并有意識地通過自己對西方音樂的學習和研究，幫助推進中國本土的音樂文化的進步和音樂事業(yè)的發(fā)展。

陳思和隨后特別提到了對博士研究生的要求，他寫道，“對于研究生特別是博士學位論文的研究指導，如果只注意其技術層面的文學史知識而忽略通過專業(yè)來施行對研究者人格的培養(yǎng)和訓練，那可能會使學生與其專業(yè)的關系僅限于獲取職業(yè)或文憑的手段，而激發(fā)不起對專業(yè)深沉的感情和生命的寄托，也體會不到其安身立命的重大意義，這樣的學生盡管也能成為一名專業(yè)研究人材，但終究是第二義的研究工作者。”[13]記得當初這一段話令我感到了深深的震撼，以致久久不能釋懷。通過學術訓練培養(yǎng)起“對專業(yè)深沉的感情和生命的寄托”，體會到學術追求中“安身立命的重大意義”，而不是“僅限于獲取職業(yè)或文憑”，這樣嚴厲卻熾熱的理想主義要求和標準，中國的西方音樂學科，是否能夠在教學中貫徹實行？或者更廣泛地看，中國的整體音樂學教學，是否具有這樣的氣度和眼界？雖然在現(xiàn)實中，這是一個無人逼問的問題，但在理念上，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質問。

總之，和中國文學史的教學相仿，在中國的西方音樂教學中，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這三個不同的層次應該有明顯區(qū)別。但另一方面，貫穿其中、統(tǒng)帥其中的應該有一條潛在的紅線――即培養(yǎng)學生內心中對音樂的熱愛和對學術的承諾。我個人在持續(xù)不斷的困惑中仍然時常感到，音樂學術應該是世界上最有意思、最富感召的職業(yè)行當之一，因為它要求從業(yè)者一方面必須感受和熱愛音樂，另一方面還必須思考和分析音樂?；蛘哒f，在音樂學術（以及所有研究藝術的人文學術）中，人的直覺和思維、感性和理性終于合二為一。借此，本文開頭所謂的“心神不寧”似乎也就可能轉變?yōu)椤靶陌怖淼谩薄?

2005年3月底初稿

2005年4月初改定

［作者簡介］楊燕迪，男，1963年生。文學（音樂學）博士?，F(xiàn)任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教授（博導）、副院長，全國西方音樂學會會長，全國音樂評論學會副會長。

本文即將刊載于《人民音樂》

[1] 本文系筆者在“上海2005’西方音樂學會第一屆年會”（2005年3月27日－29日在上海音樂學院舉行）上提交的論文，并根據發(fā)言后的討論和意見進行了修改。

[2] 參見沈洽的“二十世紀國樂思想的‘U’字之路”，《音樂研究》，1994年第2期；管建華的“中國音樂傳統(tǒng)價值重估思考”，《音樂研究》，1995年第2期；以及杜亞雄的“中國音樂發(fā)展道路之我見――與蔡仲德先生商榷”，《人民音樂》，1999年第9期；等等。

[3] 周凱模“中國人如何研究西方人的音樂歷史”，《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

[4] [美]宇文所安著／賈晉華譯，《初唐詩》，“至中國讀者”，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4年，頁1。

[5] 這其中較重要的文章有（按發(fā)表時間先后排序）：蔡良玉的“西方對音樂史學的反思和我們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0年第1期；高士杰的“對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的思考”，《人民音樂》1991年第6期；魏廷格的“西方音樂研究與中國音樂實踐”，《人民音樂》1991年第10期；李應華的“我國西方音樂研究的現(xiàn)狀”，《人民音樂》1993年第1期；李應華的“當代中國人對西方音樂歷史的觀念變遷”，《中國音樂學》1997年第3期；李秀軍的“西方音樂史教學問題探討”，《中國音樂》1997年第2期；王晡的“方法：在實踐中開創(chuàng)，在實踐中開拓”，《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8年第3期、第4期；以及上面提到的周凱模的文章，等等。

[6] 參見筆者的一系列拙文，如“對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現(xiàn)狀的思考”，《中國音樂學》1986年第4期；“論西方音樂研究在我國的重建”，《黃鐘》1990年第1期；“尋找自立――談西方音樂研究在中國的意義”，《人民音樂》1990年第2期；等等。

[7] 特別參見拙文“作為人文學科的音樂學”，《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1年第2期；“為音樂學辯護――再論音樂學的人文學科性質”，《中國音樂學》1995年第4期；“探索音樂史：方法論反思四題”，《中國音樂學》1998年第1期；等等。

[8] 筆者的有關批評和散論分別發(fā)表在《音樂愛好者》、《愛樂》、《文匯報》“筆會”專欄、《讀書》、《人民音樂》、《音樂周報》、《藝術評論》、《鋼琴藝術》等報刊雜志上。

[9]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

[10] 同注8，頁2。

[11] 同上，頁2。

[12] 同上，頁4。

[13] 同上，頁5。